張履祥(1611~1674)，字考夫，號念芝，號楊園。浙江桐鄉楊園村人，(今浙江省桐鄉市楊園村)。明萬曆三十九年生，清康熙十三年卒。享年六十四歲。學者稱為「楊園先生」，是清初朱子學的倡導者。
　　張家雖是同鄉望族，但張履祥幼年喪父。他的母親勉勵他，說：「孔、孟兩位哲人，也都是在沒有父親的環境下成長，因為立志向上，努力不懈，終於成為聖賢。」有這樣一位明理溫煦的母親悉心調教，張履祥更加自重自愛，刻苦讀書。為了讓張履祥有更好的讀書環境，剛過十歲，他母親便將他送到外祖父家，跟隨陸時雍學《易》。十五歲時，張履祥考上秀才。幾年之後，他的外祖父去世，家道中落，經濟也不再寬裕。但他仍勤讀不輟，耕種持家。
　　不同於其他明末學者，張履祥對「結社」設館講學、評論時政，不感興趣。當時東南文人結社之風盛行。最為後人熟知的，是張溥、張采等人所成立的「復社」。但張履祥卻與好友顏統，約定不參與這類活動。崇禎十五年(1642)，張履祥前往杭州參加鄉試時，面見了學者黃道周。黃道周以「不慕名利」勸勉他。鄉試落榜之後，張履祥前往紹興，拜劉宗周為師。
　　清軍入關以後，黃道周四處奔走抗清，任職於南明王朝，被俘後不屈而死。劉宗周則選擇絕食的方式以死明志。這兩位儒者所展現出的氣節典範，深深的感動了張履祥，他從此絕意仕進，專心講學著書。其後隱居將近四十年，直到過世為止。
張履祥隱居後，講學與耕種，是他最主要的兩項活動。他不僅是監督僱工勞動，也親自參與農耕活動。根據記載，他在農業生產技術，和經營管理方面，都累積了豐富的經驗。他還以《沈氏農書》為底本，依據自己的實際經驗，增定寫成《補農書》，記載下他以為的，最適合桐鄉當地的農耕法則。
一定要介紹的，是這位理學家，不但會讀書、能耕種，連他的耕種法則與經營管理(佃農)，都相當具備經濟效益，很有今日商業管理的頭腦。
　　首先，不同於傳統以「稻米」為主為重的傳統觀念。張履祥把「蠶」、「桑」放在首位，著眼點正是「因地制宜，多元經營」的觀念。強調種植農作，不能忘記「土壤不同，事力各異」，必須要「農事隨鄉」。確定了要耕作的農作物種類之後，就是尋找合適的佃農了。
在張履祥的管理觀念裡，選擇佃農要以「勤勞而善良、家裏勞動人口多，且能同心協力的人家」。同時要注意改善雇工的生活。他制訂「按勞取酬」的規則，把耕作時的「忙與閑」、「勤與惰」、「難與易」區別開來，給予不同的工錢和伙食。時常查核，獎勤罰懶。
　　理學家卻寫了農耕之書！張履祥的實學，不迂遠、不困難，卻最貼近、最實際。更難能可貴的，是他依舊在理學上，有相當的成就。
　　雖然他受教於劉宗周，而劉宗周的學問，兼崇朱(熹)、王(陽明)，重誠意、慎獨。而張履祥學習之後，思考並做出個人立場的抉擇，他專意程、朱，其學說主要以仁為本，修己為務，依歸於中庸。窮理居敬，知行並進。強調平實切近，不尚辭辯。一生潛心義理，認為三代以上，孔、孟集大成。三代之下，程朱集大成。後世把他和陸隴其並提，視為閩洛學派的正傳。
　　然不同於陸隴其從未曾嘗試抗清，並且出任清朝官吏的做法。張履祥由於深受黃道周與劉宗周兩位師友的影響，他曾短暫參與抗清，期待有恢復明室的一天。等清朝政權穩固，天下已定之後，他便息交絕遊，隱居鄉間，藉農耕活動自給自足，並且設館講學。特別的是，凡是因科舉考試而前來求教的學生，他都婉拒不收。同時常常告誡學生：不可拘泥、固守在如何學習八股文章。要讀有用的書，要學習對實際生活有幫助的技術類知識。同時，他又擔心過度強調實學，會導致「術高於德」。因此他曾寫下《東莊約語》，這是一份他用來引導學生治學態度，所寫下的規約。當中主張「學問固重實踐，然必自致知格物始。」 也曾與呂留良等人和議合做，刻印了程朱遺書、語類及先儒遺著數十種。
　　由於生於改朝換代的年代，加上黃道周與劉宗周的典範，張履祥隱居鄉間，教書、務農。他揚棄了「以耕為恥」的觀念，認為「耕、讀不可偏廢」，只讀不耕，將死於凍餒。只耕不讀，則禮義喪亡，人將失去所以為人的核心價值。他訓示子孫：「沒有錢財，不是真的窮。不去耕種，才會讓人真的窮困。不當官，不會因此身分低賤，不讀書向上，那才真的會變得卑微。」
　　張履祥的著作有：《經正錄》、《願學記》、《問目》、《備忘錄》、《初學備忘》，《訓子語》、《言行見聞錄》、《近鑒》、《讀易筆記》、《喪葬雜錄》、《訓門人語》與《補農書》等。後人輯為《楊園先生全集》。這樣一位務實又有學問的儒者，儘管生前不曾當官，沒有功名。但歷史仍舊還給了張履祥相應的評價。
　　乾隆十六年(1751)，浙江學使雷鋐為張履祥立碑，稱他為「理學真儒」。嘉慶十六年(1811)，立張履祥主祀於青鎮分水書院。道光五年(1825)，入祀鄉賢祠。同治三年(1864)，浙江巡撫左宗棠親自題碑「大儒楊園張子之墓」。同治十年(1871)張履祥獲得了從祀孔廟的榮耀，這是對儒者最高等級的肯定。而張履祥，實在是當之無愧。


撰稿人：李慈恩